本報記者 王昱
  1964年10月11日是前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下臺的日子。對於這位曾用皮鞋敲過聯合國大會演講桌的“有個性”大叔,筆者並無惡感,也不想黑他。今天我們要說的是另一件事——在赫魯曉夫下臺幾天后,前蘇聯科學院公佈了一份決議,宣佈“李森科主義”是錯誤的。就其意義而論,李森科案其實比蘇聯換個“領導核心”要深遠得多——它標志著在整個斯大林時代和赫魯曉夫時代禍害蘇聯科學界的“李森科案”總算結束了。
  說起李森科案,不得不先扯一點科學史,我們今天一說起進化論就會想起達爾文,實際上在達爾文之前早有人提出過進化論,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拉馬克。拉馬克與達爾文都認為生物是進化來的,但這個進化具體是如何發生的?兩派就爭開了。按照拉馬克的觀點,生物進化大體是這樣的:鹿抻著脖子吃樹葉,天長日久把脖子抻長了,它把這種後天獲得的能力遺傳給鹿寶寶,數代之後,長頸鹿就誕生了;而達爾文則不贊同後天能力可以被遺傳的說法,他所講的故事是這樣的:長頸鹿祖先的脖子有長有短,由於脖子短的那批吃不到樹葉,所以被自然選擇所淘汰,經過一代又一代的自然選擇,長頸鹿最終才進化出來。
  進入20世紀,隨著越來越多的證據支持達爾文的理論,拉馬克主義逐漸式微。不過,正是因為兩派不停掐架,進化論的理論得以不斷完善。可以說,拉馬克主義與達爾文主義的掐架,本來是件有益科學發展的好事——直到“大忽悠”李森科同志摻和進來為止。
  李森科,蘇聯首席科學家,號稱“斯大林的科學紅衣主教”。說來搞笑,此人跟拉馬克與達爾文的論爭本來半毛錢關係都沒有,對於專科畢業的李森科來說,這種命題過於“高大上”了。李森科之所以能攪入其中,最初動機其實是為了圓謊。他在當農業技術員時,發明瞭一種稱為“春化處理”的育種法,即在種植前使種子濕潤和冷凍,以加速其生長。發明這種技術本來也是件好事,但壞就壞在李森科不僅誇大該技術的效果,還為這一技術自編了一套“理論基礎”。這種“民科範兒”十足的做派,當然遭到正牌蘇聯科學家們的鄙視,學霸們說您這“春化處理”吹了半天,這不就是拉馬克主義嗎,那學說早就破產了。
  李森科顯然夠得上“大忽悠”的級別。為了彌補其“科學理論”被拆穿的尷尬,他天才地發明瞭一套“階級科學論”,聲稱生物學界正在進行一場階級鬥爭,堅持達爾文主義的人,都是試圖阻撓蘇聯農業發展的“資產階級特務”。這個理論聽上去很扯,但奇葩的是,它竟然得到了斯大林的首肯,並立刻在蘇聯知識界掀起了一場腥風血雨。
  由於“李森科案”,僅在1937年—1938年間,蘇聯就有100多位著名科學家被捕,一批科學家因不願意屈服被餓死在勞改營中、甚至被槍斃,因此事流亡者則無法統計。為了不破壞讀者們國慶長假的好心情,這些事兒本文就不說太細了。不過,有趣的倒是蘇聯科學家和民眾們應對此事的態度,面對這場腥風血雨,蘇聯人用一種很幽默也很少兒不宜的方式揶揄之——講黃色笑話。
  開此“不良風氣”之先的,是蘇聯物理學家朗道。據說李森科有一次在會議上宣揚他的“獲得性遺傳理論”,在場的生物學家們都敢怒不敢言,朗道路見不平一聲吼,站起來裝出一副謙虛的樣子問:“我外行不懂哈,但您的意思是不是說,如果我們割掉每一代牛的耳朵,總有一天能培養出一種不長耳朵的牛?”“是這樣的。”李森科回答。“很好。”朗道恍然大悟,“既然如此,為啥每個女性生下來都有處女膜呢?”全場哄堂大笑。
  在科學家的示範作用下,蘇聯民眾們也投入到這場“普大喜奔”的黃段子運動中。有個笑話是這樣的,說生孩子這事兒也講階級覺悟,如果孩子長得像父親,那就是用資產階級的遺傳理論生出來的。按照我們無產階級的“李森科遺傳學”,孩子長得應該像與母親共同勞動的單位同事。
  由於蘇聯人民堅持不懈地編黃色笑話,“李森科案”越到後來越像個笑話,鬧到最後,蘇聯政府也沒臉將此事繼續下去了。在經歷兩代蘇聯領導人後,這場鬧劇終於隨著赫魯曉夫的下臺而灰溜溜地收場了。
  這就是連綿三十餘年、迫害整整一代蘇聯知識分子的“李森科案”。也許有人覺得這個故事“少兒不宜”,因為在故事中,蘇聯民眾“很黃”而政府“很暴力”。然而,我覺得還是應該講一下它,因為它啟示我們,權力天生就有亂入到其他領域的不良衝動,人們應該關好權力的籠子。那種因某位偉大領袖力挺某一思想就舉國一窩蜂的運動,不僅“少兒不宜”,而且“成人不宜”。
  本稿件所含文字、圖片和音視頻資料,版權均屬齊魯晚報所有,任何媒體、網站或個人未經授權不得轉載,違者將依法追究責任。  (原標題:李森科案,“很黃很暴力”的科學故事)
創作者介紹

8 小時

oz59ozjfnf 發表在 痞客邦 PIXNET 留言(0) 人氣()